东西问丨郭中华：涉马边塞诗词何以成为新疆与中原交流的生动载体？ - ng28

丝绸之路横跨万里，连接着中原与西域，而马匹作为这条古老交通线上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也逐渐演变为贯穿千年的文化象征。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马已然成为中华文化脉络中永恒的精神图腾。

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副教授郭中华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深入探讨了与马相关的边塞诗词如何促进了西域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

马与古代诗词的深厚渊源

郭中华指出，中国的马文化拥有悠久的历史，其中人与马之间亲密的关系是其显著特征。从古代帝王将相到寻常百姓，爱马、养马者不计其数。这种普遍现象使得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历代文人墨客歌咏的对象。从先秦的《诗经》中的“陟彼高冈，我马玄黄”，到唐诗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再到宋词的“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以及元曲的“古道西风瘦马”，马的形象始终活跃在中国文学艺术的长廊中。

在文人笔下，马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坐骑或交通工具的意义，升华为精神图腾、情感载体和人生写照。它们是承载时代脉搏与文人志趣的复合文化符号，更是连接诗人与时代、个体与家国的文化纽带。

涉马边塞诗词推动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

郭中华认为，涉马边塞诗词在促进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互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这些诗词是塑造和传播西域形象的重要窗口。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的开通标志着东西方交往的大门敞开，涉马文学也由此开始与西域文化紧密相连。《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均记载了“西域出良马”。尤为著名的大宛“天马”，成为西汉时期诗赋歌咏的对象。汉武帝创作的《天马歌》等诗歌，将西域良马神化为“天授神物”，赋予其政治和文化象征意义，标志着中原涉马文学将西域纳入了正统的叙事体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频繁，西域与中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持续不断。前凉在高昌设郡，中原制度向西传播，同时西域的胡马持续输入中原，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撑。涉马边塞题材在文学创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曹植的《白马篇》中“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和张华的《壮士篇》中“乘我大宛马，抚我繁弱弓”等诗句，虽然是泛指，但“大宛马”和“西北驰”明确指向了西域方向，暗含着对该地区的军事想象。

唐代是涉马边塞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这得益于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建立了完善的驿传系统。更重要的是，以岑参、高适、王维为代表的边塞诗人亲身经历西域，重塑了文人对西域的地理认知。特别是岑参，两次深入西域腹地，创作了大量边塞诗，为后世的书写树立了典范。他诗中描写的“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平沙向旅馆，匹马随飞鸿。孤城倚大碛，海气迎边空”等，都生动地描绘了以马为代表的西域地理风物。

唐朝之后，与马相关的边塞诗词创作依然层出不穷。宋代的汪元量、陆游，元代的耶律楚材、丘处机，明代的陈诚、吴伟业，清代的蒋平阶、纪昀等，都留下了不少边塞诗作。

在这些作品中，马不仅是物质载体，也承载着作者对西域边疆的描绘和情感投射，更成为“帝国威德远播”的文学象征。诗人以西域为背景，将马升华为国家力量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象征。同时，西域的马种、乐舞和军事活动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现实素材和艺术灵感，形成了一种“现实—象征—审美”三位一体的涉马文学体系。通过这一文学书写体系，一个自然风光辽阔壮美、人文风情独特多元的西域形象得以成功塑造并广泛传播。

其次，从历史进程来看，涉马边塞诗词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随着涉马边塞文学的兴盛与传播，龟兹乐、疏勒乐等西域乐舞，以及与马相关的军乐、鼓角之声，通过诗歌的形式传入中原音乐体系，为涉马诗词的声律表达提供了新的艺术源泉。宋代沈辽的《龟兹舞》诗中提到：“龟兹舞，龟兹舞，始自汉时入乐府。”唐代十部乐中，有五部来自西域。诗歌与胡乐的结合，使得涉马文学不仅具有文本性，还增添了表演性和仪式感，极大地促进了西域乐舞文化在军中和民间的传播，甚至形成了长安“胡风”盛行的局面。与之相伴，西域的各种习俗也日益渗透到中原士人的日常生活中。

随着前往西域的士人增多，中原的文化艺术也随之传入西域。尼雅和楼兰等地出土的大量汉文木简，吐鲁番出土的晋唐时期文书，以及库车附近发现的汉文典籍，都是有力的证明。西域形成了汉语和“胡语”通用的局面，当地民众精通汉语者众多。魏晋以后，西域民众学习汉文化蔚然成风。《新唐书》记载，哥舒翰“好读《左氏春秋》及《汉书》”。岑参诗中写道：“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耶律楚材也说：“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妓拨胡琴”。元代更是涌现出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西域作家，如贯云石、萨都剌等，并形成了高昌偰氏文学家族、高昌廉氏文学家族等极具影响力的文学世家。

涉马边塞文学的广泛传播，还促进了西域马文化与涉马文学的兴盛与繁荣。在交通运输、生产贸易、民俗娱乐等各个领域，马的身影无处不在。以马为核心意象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益繁荣。中国的三大英雄史诗，都与西域马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而在西域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文学创作中，马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马的文学意象在文化交流中的现实意义

郭中华指出，从历代涉马边塞诗词可以看出，马这一文学意象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经历了逐步丰富和拓展的历史过程。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中，马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各不相同，特别是马背民族对马的情感寄托更为深厚。这些文化特质通过涉马边塞诗词进行交流和融合，不断拓展着文人的想象空间。中原与西域涉马文学书写的交流互鉴与融合演进，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更体现了多民族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的互动共生，为中华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有力佐证。

在西域与中原长期的文学互动中，马作为独特的书写对象，已超越了单一族群的范畴，成为中华文学中连接中原与边疆、现实与理想、力量与精神的重要意象。它凝聚了游牧民族的奔放精神和中原士人的建功立志，寄托着边塞情怀与家国意识，成为见证西域与中原文明互鉴、情感联结的核心意象之一。它映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生，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符号。